3月10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刊出一篇社论，认为“中国城市规划需要芝加哥的伯恩汉姆”。

 

这篇文章称，中国的城市化正掀起营造高楼大厦和大拆大建的狂潮，这一狂潮给遍布芝加哥城的顶尖建筑师事务所带来滚滚商机，据说，这些建筑师事务所如今每年一半的收入，都来自中国的合同。

报道称，建筑评论家布莱尔.卡敏主办了“全球城市：芝加哥设计，中国制造”系列摄影展，并认为“中国人及其建筑师正堆砌芝加哥市的摩天大楼，却未按照芝加哥的方式打造自己的城市”。

报道援引观察人士的话称，中国城市化建设狂潮显得枯燥、僵化、重复，未能切实保护好历史古迹，并让街景、建设多样化，未能将工作和生活场所融为一体，导致城市规划、布局的混乱无序和反复的大拆大建，交通、污染和环境问题也显得严重。这些观察家和分析家认为，惟有借鉴伯恩汉姆式的“芝加哥规划”，未雨绸缪、高瞻远瞩地打造一份“百年不过时”的城建规划，并效仿芝加哥人“不再对快速增长或大规模城市着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城市病”。

“芝加哥规划”真的“百年不过时”?中国的城市化，是否真的应该借鉴“伯恩汉姆规划”?

要弄清这个问题，恐怕先要弄明白，什么是“伯恩汉姆规划”。

所谓“伯恩汉姆规划”，得名于这项规划的主导者——著名建筑师丹尼.伯恩汉姆(DanielH.Burnham)。伯恩汉姆是芝加哥的建筑公司BurnhamandRoot合伙人之一，1893年，芝加哥承办世界博览会，伯恩汉姆的公司成为世博会主要规划单位，在伯恩汉姆的主持下，芝加哥拿出了一套以新古典主义为主题、以密集的市中心公共设施和多功能摩天大楼为特色的市区改造方案，并将之从蓝图落实到地面。在此期间，芝加哥涌现了一大批风格统一、现代的公共建筑，包括政府机关、银行、学校、商业设施等，美国都市里最早的现代摩天大楼——21层、高302英尺的共济会大厦，和著名的人民汽油公司大厦(现为APA芝加哥总部)，就是这一阶段由伯恩汉姆推出的城市建设代表作。

1909年，芝加哥市政府在世博会成就鼓舞下，召开“哥伦比亚会议”，委托伯恩汉姆领衔，成立由他、奥姆斯特德和詹姆斯.麦克米兰三人组成的“三人小组”，正式开展以“芝加哥规划”为主题的“城市美化运动”，目的是抵御工业化后期出现的“城市郊区化”趋势，努力恢复市中心日渐丧失的视觉秩序与和谐之美。

伯恩汉姆受命之后，提出了所谓“做大规划”的新古典主义+巴洛克城市规划蓝图。在这份蓝图里，“三人小组”就六个方向提出了纲领性指导：围绕湖滨地带建设地标式设施;发展城市高速交通系统以解决人口和流量剧增问题;建立客货分流的新型高效运输系统;在整个城市规划范围内创建区域性的公园和绿地系统;有规划有系统地构建城市街道网络;有规划地合理配置和建设公共活动文化设施及政府办公楼。

伯恩汉姆领衔的“三人小组”将《芝加哥规划》创造性地制作成一份形象直观、浅显易懂的蓝图，并在商业界的大力支持下，将这份蓝图性规划在政坛、媒体和公众广泛宣传，甚至为向未成年人解读和普及《芝加哥规划》，他们还专门制作了针对儿童的普及版本“瓦克手册”，这些努力不仅让“芝加哥规划”的影响力遍及全美乃至全球，使之成为所谓“城市美化运动”的代表，也让“伯恩汉姆规划”被几代芝加哥人牢牢铭记，“百年不过时的蓝图”也成了蜚声世界的一段佳话。

首先应该肯定，“伯恩汉姆规划”对芝加哥城市面貌的改变，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规划的前身，1893年开始的世博会筹办工作，让芝加哥诞生了一个现代化、规划严密有序的市中心，和无数重要的城市公共工程、高楼大厦和标志性都市景观;《芝加哥规划》出台后，以密歇根大道-湖滨公园-区域森林保护区为中轴，贯穿市中心和郊区的城市区域分割带，也在“伯恩汉姆规划”影响下落实。上世纪50-70年代，理查德.J.戴利担任芝加哥市长，前后长达21年之久，芝加哥迎来了所谓“钢筋水泥时代”，芝加哥的重要城市地标，如威尔斯大厦、汉考克中心、麦考密克会展中心、奥黑尔机场等，都在这一时期落成，而戴利“做大规划”的公开依据，正是“伯恩汉姆规划”;如今的市长是老戴利的儿子理查德.M.戴利，他提出“市中心复兴”和城市基础设施、沿湖沿河景观改善计划，其提出的依据，同样是“伯恩汉姆规划”。这项规划中对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对城市建筑、交通、市政服务容量未雨绸缪的前瞻性设置，都是至今不过时的考量，也的确对包括中国在内新兴城市化进程，有许多启迪性。1989年，伯恩汉姆获得美国规划协会“国家规划先驱奖”，可谓名至实归。

但必须看到，伯恩汉姆规划和“芝加哥规划”在许多方面，并非如传说中那般神奇。

首先，“做大规划”的城市美化运动，并非始于芝加哥、甚至北美，而是从欧洲舶来的，其理论上的代表作，是奥地利人卡米洛.西特1889年出版的《城市建设艺术》一书，而实践上的代表作，则是19世纪英国的“公园运动”、尤其法国拿破仑三世时代奥斯曼主持的巴黎城市改建方案，可以说，伯恩汉姆规划从理念、风格到许多细节，都可看到“奥斯曼巴黎改建”的影子。

其次，芝加哥的城市规划本就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并非始于“伯恩汉姆规划”。

全美大城市里第一个完备的污水排放系统，是芝加哥于1855年落成的，比“伯恩汉姆规划”早了半个世纪;彻底改变城市水系的芝加哥河闸门系统，则是1900年落成的，比“伯恩汉姆规划”早了9年;标志着“钢筋水泥森林运动”开始的第一座钢筋水泥高楼——10层的住宅保险公司大楼，建成于1881年，此时上距芝加哥世博会还有12年之遥;被称作“芝加哥第一座都市地标”的鲁克里11层大厦，则同样建成于“前博览会时代”的1888年。

第三，“芝加哥规划”其实并没有真正成为芝加哥城市建设的指南，其中的许多根本原则，实际上也并非一次落实，甚至根本没有落实，所谓“百年未变”有言过其实之嫌。

由于伯恩汉姆在构建蓝图时不顾及成本，规划在当时被认为“大而不当”、“劳民伤财”，受到激烈反对，因此未被芝加哥市政当局正式采纳;芝加哥城市建设的密集期，是两位戴利市长、尤其老戴利任职期间的事，而“市中心的复兴”，则是小戴利时代真正提上议事日程的，之所以如此，则是因为二战后市中心的衰落和“空洞化”，这显然都与伯恩汉姆规划背道而驰。

第四，“芝加哥规划”之所以未“大拆”，是有特殊原因的，而“大建”则一直在进行。

芝加哥于1871年发生了著名的“奥利里牛圈大火”，据说因奥利里太太家一头牛踢翻油灯引发的火灾，将全城17000座木质房屋夷为平地，十万居民无家可归，此后杂乱无章的城市设施恢复导致城市面貌恶化，市政服务功能低下，底层居民居住和生活条件恶劣。这一切曾酿成1888年“干草暴动”等恶性社会公共事件，迫使市政当局为城市规划和建设提速，而大火将城市旧貌“一扫光”，也在客观上减少了对这座城市“另起炉灶”的难度和阻力，因为无情的大火实际上已完成了最艰巨的“拆迁”任务——而作为城市美化运动蓝本和芝加哥城市规划效仿对象的奥斯曼巴黎城市改造计划，则是以争议极大的“大拆”为标志的，没有“大拆”，巴黎仍被围在城墙里，如今已成为巴黎地标的香榭丽舍大道也根本不会出现。

至于“大建”，如前所述，今天芝加哥市中心数十座40层以上摩天楼中，过半数都是50-70年代所建造，且这种建造至今仍在持续，如著名的“千年公园”，是2004年才交付的，Comtemporaine这座“最新的传奇”直到2010年还在进行后期施工。

早在伯恩汉姆时代，就有批评家指出，“城市美化运动”反映了一种“特权阶级的好大喜功”，过于追求装饰性，而忽视了城市居住、工作和社会服务功能的整体和谐，因此实际上昙花一现，在当时并未真正从蓝图变成现实。

但伯恩汉姆规划中注重总体规划、强调城市建设风格的和谐统一，以及对市中心的重视，对后世城市规划有着深刻的影响。此后百年间，一代代芝加哥城市的规划者、缔造者，以“伯恩汉姆规划”和“芝加哥蓝图”的名义，实际上推行着各具时代风格的、“自己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方案——一如打着“复兴希腊罗马文化”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许多方面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文艺风格并非一回事同样的道理